Transplanting Flowers and Cultivating Dreams: The Spread of Redology via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in Malay Language by Seng Yan Chuan
摘要：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孙彦莊博士对《红楼梦》在马来西亚传播的历史贡献体现翻译、研究与创作等多个方面。首先，她是《红楼梦》马来文翻译计划的统筹，与许文荣率领翻译团队耗费十年心血在2017年推出六卷马来文版《红楼梦》全译本（Mimpi Di Mahligai Merah），为《红楼梦》在马来语世界的接受提供可能性。其次，作为在地红学研究的引领者与推广者，她不仅积极展开对马来西亚红学史料的挖掘与研究，也培育了新一代红学研究团队，为大马红学研究打开了继往开来的新局面。最后，作为重要的马华作家，她的诸多文学作品也镌刻着明显的“红楼梦情结”，展现了传统的审美趣味与现代小说模式的相融相生。
关键词：孙彦莊 红楼梦 马来文翻译 马来西亚传播
孙彦莊（1965-2022），出生于柔佛州麻坡，祖籍广东潮安，著名马华作家、中国古典小说与《红楼梦》研究学者和译者。她最初以散文、小说创作在马华文坛崭露头角，多次荣获马来西亚和国外文学奖，其中包括第二届马来西亚杰出潮青文学奖、第八届冰心文学奖散文组二等奖、马来西亚十大最受欢迎女作家奖。她著述丰富，著有《火车厢内外》（1991）《永不放弃》（1997）《如果生命能U转》（1999）《林连玉的峥嵘岁月》（2001）等多部文学与学术著作，并与许文荣共同主编《马华文学文本解读》（2012）《马华文学十四讲》（2019）两套教材，影响广泛。她先后在马来亚大学中文系获得荣誉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并一生执教于此，服务30余年。自2007年5月统筹“《红楼梦》研究、翻译及出版”计划始，全身心致力于红学事业，并逐渐成为大马红学研究队伍的中坚力量，全面推动了《红楼梦》在本地的传播与推广。这种全面的推动源自于其身份的多重性：她不仅是《红楼梦》马来文翻译计划的统筹者，《红楼梦》研究者，也是具有明显“红楼梦情结”的马华作家，影响了翻译、研究与创作等多个领域。同时，她曾多次前往中国，与中国红学界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积极促进了中马两国的文化交流，被视为“为中国与马来西亚文化交流作出杰出贡献的朋友”1。由此可见，孙彦莊不仅是马来西亚红学界的重要引领者，在中马文化交流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积极促进了中国古典文学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实现跨文化的传播。鉴于此，在孙彦莊逝世一周年之际，有必要整理、总结其一生为《红楼梦》在世界传播的发展进程中所取得的历史成就。
一、异化中的“叛逆”：马来文版《红楼梦》的翻译策略
中国古典文学因为缺乏“可译性”，其翻译容易陷入“食古不化”的尴尬境地，正如香港翻译学会的荣誉院士赖恬昌所言：“中译英诗，如着马褂长衫，带红领拖翎，醉跳华尔兹舞；西翻韵句，如穿燕裁礼服，佩黑身蝶结，闲看三叠飞泉。”2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首的《红楼梦》更是如此，文本中的大量诗词与内蕴的深厚历史文化常让译者望而却步。但要让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实现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便离不开语言的转换，即翻译。翻译本身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行为，“涉及原作者、翻译人员和目的语接受者之间的联系”3。作为翻译人员，既要尊重原作者，也要关照目的语接受者的异质性，让二者之间达成一种平衡，才能更好地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因此，孙彦莊没有简单的使用“归化”或者“异化”一种翻译策略，而是在尊重原作者的基础上，稍有叛逆，形成“异化中的‘叛逆’”翻译策略。
首先，作为一个生活在多元种族社会中的马来西亚华人，孙彦莊在处理《红楼梦》的马来文翻译时，十分警惕“归化”翻译策略导致对《红楼梦》文本的文化侵吞。她十分明确提出自己的翻译目标是要将“中国传统文化瑰宝传递给本国读者”，“不能损伤曹雪芹的原文意境”4。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一些即便与伊斯兰教义相悖，但是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象都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例如，对于穆斯林来说，酒是“罪恶之源”，所有教徒都不允许饮酒。所以，许多中国古典小说的马来文译本中的酒，都如其他“非清真食物”一样消失于译本中。但在中国，酒文化作为传统文化之一，与诗文有着频密的互动，诗酒风流甚至一度成为中国名士追求的高雅风度。酒文化在《红楼梦》中同样占据重要的地位，从酒名到饮酒再到行酒令处处承载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作者曹雪芹更是自称“燕市酒徒”，即便穷困潦倒依旧“典衣卖画沽一壶，且斟且酌写红楼”，为悲剧经典增添了一丝癫狂与迷醉的“酒神精神”。孙彦莊出身于中国古典文学，深谙酒文化在《红楼梦》中的重要性。她认为“‘酒’仿佛是《红楼梦》的艺术催化剂，酒文化带出小说氛围。删掉酒，等于删掉中国文化”5。“酒文化”在《红楼梦》中早已溢出了一种是否清真的饮品范畴，而是一个特定“审美生存场域”的建构。因此，在翻译《红楼梦》时，她宁可“冒犯”清真教义，也要保留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酒文化。对她来说，“翻译不是创作，不能把语言引向它的禁区，毕竟那无法建构审美生存的场域，而是从源语言中译码含义，然后把信息重新编码成目标语言”6。
同样，“红色”在《红楼梦》中的意涵也早已溢出了颜色范畴，而成为一种拥有丰厚文化内涵的中国古典美学符号。在《红楼梦》英译本序言中，霍克思指出曹雪芹在《红楼梦》创作中的“尚红”倾向：“红色”作为一种象征，在书中无所不在，象征着春天、年轻、喜庆与繁荣。但西方对于红色的理解与中国存在很大差异，常与“鲜血”、“暴力”相关，反而绿色更接近中国的红色寓意。因此，霍克思在翻译“红”系颜色词时采用了“归化”翻译策略，将一些红色译为“green”（绿色）。同样，“马来西亚是回教国（伊斯兰国），绿色是回教（伊斯兰教）的传统颜色，只因穆罕默德在圣训中称水、绿叶、美丽的面孔是三样好的事物”7。但孙彦莊依旧坚持将红色译成“merah”（红色），这种坚持不脱其对《红楼梦》中红色的深刻理解。她在指导罗晓珊的硕士论文《<红楼梦>的色彩隐喻》时，“两人曾经从文化符号学的理论与色彩心理学的原理，分析红色从中国民间风俗寓意到时尚指标等表征背后的心理脉络”8，甚至追溯到早期中国人因年兽而产生的“红色信仰”。正是因为深刻理解“红色信仰”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她没有在面对接受者的文化差异时选择妥协，而是坚定的选择“载酒，以‘红易Red’”9。
“载酒，以‘红易Red’”的异化翻译策略彰显了孙彦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执着。这份热爱和执着与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翻译的《红楼梦》英译本的风格有某种相似性，或者说，有受到其直接的影响。在孙彦莊翻译《红楼梦》之前，曾去北京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考察活动，拜访了许多中国著名红学专家，其中便包括杨宪益。在与杨宪益交流时，她曾向其询问关于“如何正确处理翻译中存在的原著风格和译者风格的问题”10。杨宪益的回应重点强调了翻译过程中的“信”，要尊重原著，对孙彦莊选择“异化”翻译策略产生了重要的铺垫作用。但最终促使其选择“异化”翻译策略则源自于作为马来西亚少数族群的边缘化文化处境。被排斥于国家文化之外的马华作家在面对强大的宗教国家之时，一直存在深重的文化焦虑，也深知尊重文化与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性。实际上，翻译的前提便是要承认文化之间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要互相了解，互相尊重。这也是异化翻译的前提，“认为文化是有差异的，交际因语言社团之间和语言社团之内的文化差异而复杂化。异化是承认并容忍差异，并在目的语中形成文化差异”11。也就是说，译本原应该是不同文化出现的一种载体，是读者了解异国文化的场所。因此，采用“异化”翻译策略的马来译本《红楼梦》首先彰显了中华文化与马来文化之间的差异，企图进一步促进民族之间的了解与包容。
其次，采用“异化”策略的同时也要兼顾目标语的表达方式，以及这种表达方式在目标语读者中的理解和反应。作为译者，孙彦莊十分注重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并对倾向于目标语的“归化”翻译策略进行了深入探讨。在2009年，参加“中国文学的传播与接受”时，曾发表《从<红楼梦>接受者到传播者：论潘重规对港台红学发展的历史性贡献》，谈及《红楼梦》的传播与接受之关系。在此后还连续发表两篇文章，分别为《霍克斯的创造性叛逆之探讨：以<红楼梦>英译本中的隐喻为例》《论霍克斯<红楼梦>英译本中文化差异的翻译策略》，以霍克斯英译本《红楼梦》为中心，分析其“创造性叛逆”的翻译策略。以上文章的发表都暗示着孙彦莊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也注重目标语读者的接受问题。因此，孙彦莊提出在“局限中掌握自由”12，“加入本地的一些酱料，让他们在享用时，不会感到一时太过‘新鲜’而适应不良，这也是从文字翻译到文化翻译的要则”13。
在对自由的掌控上主要体现在语言层面，尤其是人称代词的使用上。现代汉语与马来语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在马来语中，代词的用法则分得比较细，会根据说话人及听话人的身份地位、礼貌原则、亲密程度、包不包括听话人在内等因素而有不同的代词用法”14。为了关照马来语读者群体的语言习惯，而选择根据具体语境灵活地运用不同的人称代词，尽可能地减少阅读中的文化隔膜。在翻译《红楼梦》中的谚语时，也适当融入了一些马来谚语，“意在减少阐释性的话语，以及减少理解障碍，利于读者接受”15。例如，在翻译“癞蛤蟆想天鹅肉吃”时以马来语中同样表达男子迷恋不可能拥有的女子的谚语“pungguk merindukan bulan”（猫头鹰想念月亮）来译；“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以马来谚语“geruh tak mencium bau”（厄运闻不出预兆）来译；“随乡入乡”则以“di mama bumi dipijak，di situ langit dijunjung ”（脚踩哪片大地，哪的天空便印入眼帘）来替代。
此外，在处理《红楼梦》中双关、谐音、藏词等具有隐含意义的词汇时，尤其是人物名字，孙彦莊既没有采用直译，也没有采用意译，而是根据大马的社会现实，采用华人“汉语拼音”的命名习惯的方式，以便于被马来语读者所接受。但孙彦莊深知《红楼梦》中双关、谐音等词汇的隐含意义与文化内涵，绝不愿丢掉其背后的隐喻意义。在“A Study on Homophonic and Puns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红楼梦>中的谐音和双关语研究》）一文中，孙彦莊指出在当时政治环境中曹雪芹使用大量谐音与双关修辞手法的必要性以及蕴含的审美意味。因此，她提出要以添加注释的方式来对音译名字进行必要的解释。这种翻译方式既照顾到了马来语接受者的阅读感受，也较为完整地传达了《红楼梦》丰富的意涵，充分体现了孙彦莊作为中马文化交流使者所起到的调和作用。
二、史料钩沉：马来西亚红学历史系谱的建构
《红楼梦》在新马一带传播已近两百年，相关的研究也随着时间的沉淀逐渐形成一条明晰的红学研究系谱，成为不可忽视的“域外红学重镇”。因此，对马来西亚红学研究的史料挖掘与系谱的建构显得尤为迫切。孙彦莊最早意识到其迫切性，成为着手整理马来西亚《红楼梦》研究历史系谱的第一人。她在2007年发表的《红楼梦在马来西亚》建构了从早期《红楼梦》的研究者依藤（汪开竞）、任辛（方修）到当代《红楼梦》在世界传播的重要推手陈广才这样一条发展的脉络。首先是对依藤相关红学的整理。依藤是马来西亚教育家，十分钟爱《红楼梦》，甚至学生之间传言：“汪老师读《红楼梦》已经读了一百多遍”16，并撰写多篇《红楼梦》评论文章发表于各种报刊之上。孙彦莊重点介绍了依藤的《甲戌脂砚斋评石头记读后》，1964年刊于《斑苔学报》，曾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像依藤这样的“红迷”学者，在孙彦莊将其纳入本土红学代表学者的行伍中之前，基本无人关注，可谓是首开风气者。
继依藤之后，对任辛红学研究的梳理与定位亦具有开辟性。任辛是大马红学研究的重要奠基者，其著作《红楼梦简说》是新马两地首部《红楼梦》评论集，“以作家敏锐的观察力和优美清新的散文笔法揉以杂文的辛辣来写《红楼梦》研究文章，深受当地读者的欢迎和好评”17，被视为“大马《红楼梦》学术研究创始的标志”18。任辛的红学研究在新马两地均产生很大影响，一度被视为“新加坡第一位红学家”19。鉴于此，孙彦莊延续前人观点将任辛视为马来西亚“最早开始系统地进行《红楼梦》资料研究和评论的本地学者”20，为新马两地的红学历史系谱正式确立了起点。此后孙彦莊的学生谢依伦不断挖掘史料，完善这一历史系谱，将起点追溯至邱菽园。在他的博士论文《<红楼梦>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与研究》21中，展现出一条清晰、完整的马新红学历史发展脉络：菽园（邱炜萲）、依藤、任辛、连士升、黄葆芳、梅淑贞。孙彦莊也继续深耕任辛的红学研究，尤其关注《红楼梦简说》中任辛与索隐派潘重规笔战的相关文章，称赞其拥有一支“弘扬正道、鞭挞丑类的锐笔”22。她还以“笔战”为中心，发表会议论文《论方修与潘重规笔战》，指出这场笔战对打破新马红学研究的沉寂，开启良性“文艺争鸣”的重要意义。除了肯定任辛《红楼梦简说》的价值之外，还撰写了《方修<重楼小诗>中的<红楼梦>情怀》一文，通过分析《红楼梦》题咏和诗歌中花的意象深入探讨任辛诗歌中的《红楼梦》情怀。
在梳理马来西亚前期红学研究成果之外，孙彦莊也十分注重建构新世纪以来具有代表性的红学家，由此将这一条红学谱系从现代延伸至当代。新世纪以来，对马来西亚红学发展、传播给予最大助力的无疑是丹斯里陈广才。孙彦莊是最先肯定陈广才的红学贡献，并成为与他共同推动本地红学发展的重要合作伙伴。在《<红楼梦>研究在马来西亚》（2007）中已开始着手整理陈广才的一些学术成果，具体包括：学士毕业论文《论今本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作者问题》、期刊文章《喜见红楼新校本——中国艺术研究院校注本》，和一些推广活动，包括为举办2008年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争取机会，推动《红楼梦》的马来文翻译计划，积极促进“红楼梦研读班”的成立等。在著作《红楼梦情结》中的《红迷之所欲，常在广才心》，以散文笔法将自己的生命历程与学长陈广才的红学之路进行双线抒情叙事，正面呈现了陈广才作为“马来西亚红学研究的引路人”为推动本地红学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同时也表达了陈广才作为学长对孙彦莊这一代成长起来的红学研究者的引领作用。现今，对陈广才的红学研究做出最全面、深入论述的是2021年谢依伦与孙彦莊合作的《红尘有梦：马来西亚红学研究的引路人陈广才》。文章分别从陈广才所取得的红学研究成就、促进《红楼梦》在马来西亚的传播、推动马来西亚红学的国际交流和为新一辈红学研究者铺路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深入且详尽地展现了陈广才作为马来西亚当代红学领军人物在多方面的重要贡献。
在以上整理的诸多方面中，最令人瞩目的是陈广才在促进《红楼梦》在马来西亚传播这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尤其是他为了“能在学生群体中提供一个有效的传播渠道，让更多人有机会翻阅《红楼梦》，研读红学”23，他无私地将书斋中5000余册《红楼梦》藏书捐献给母校图书馆。这批藏书是马来西亚重要的《红楼梦》研究文献资源，为了充分发挥其作用，孙彦莊与谢依伦带领一批马大中文系的学生于2008年5月正式开始对藏书进行编目和简介的工作。历时七年，由孙彦莊、谢依伦主编的《陈广才红学研究藏书目录及评介》24（简称《目录及评介》）在2015年正式出版，收录了《红楼梦》研究著作989部，是目前唯一基于域外藏书家的藏书而编录的红学书录。两位主编依据著作的内容将其分为版本、译本、续书、红学书目、红楼梦改编创作、红楼梦著者研究资料及红楼梦题材作品七大类，条目清晰，便于检索。《目录及评介》中的每部著作均有300-500字的评介，以书籍内容为本，亦有部分征引著者背景、研究材料及红学常识。这种评介书写模式可帮助读者快速了解著作的内容、红学主张以及论著的产生过程，同时还可涉猎到与著作相关的研究成果。如果说，陈广才的红学藏书本身便代表着《红楼梦》在马来西亚的传播，那《目录及评介》编撰则是传播的总汇，为此后的红学治学之士开启一扇“窥视红学域外传播尤其在马来西亚传播状况”25的便宜之门。
三、马来西亚“大观园”：马大中文系的红学实践
余英时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将大观园视为由“情”主导的“乌托邦世界”，是“宝玉和一群女孩子的太虚幻境”26在现实世界的人间投影，着重强调了这一空间的理想性。基于此特点，大观园常常成为令人向往的美好世界，甚至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人一旦在精神层面形塑了自己认同的理想世界，就可能意味着这一空间已深度交融自我的精神世界，并伴随一生。因为，“空间对人类来说意味着生命、生存、家园、国家。因此，空间对人类不仅仅具有生存和存在的意义，而且具有强烈的精神依赖性”27。作为“红迷”，大观园一直是孙彦莊所期待的理想世界，流连于“大观园里的花之态，品花之形。常常，在诗意葱茏的花世界里，我进而解花之‘语’，进而寻找花之‘灵’和花之‘魂’”28。孙彦莊不仅将大观园中的诗性生活融入到自我生活日常中，更是将其带入到文学创作、课程教学以及学术科研之中，与其他师生共同将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简称马大中文系）营造成一座充满诗情画意的马来西亚大观园。
在孙彦莊的视域中，大观园是一个充满花香与诗意的空间，这在其著作《红楼梦情结》一书中有更为直观的表达。《红楼梦情结》被视为“当代马来西亚第一部红学著作”29，以散文笔法将红学之思自由抒发，兴之所至，涉笔成趣。这种写作方式不仅让“世界红楼神游今古”30，也让读者穿越时空，再入大观园。辑一中的《想大观园中能有多少泪珠儿》以2007年北京大观园举办的“难忘晓旭——大观园里永远的林妹妹”追思会为原型，将现实与文本中大观园的悲剧情节交叉并置，展现出林黛玉与陈晓旭“命薄如花”的双重悲剧性人生。当大观园之“花”移植南洋，蔷薇化身“粉玉扇”；水芙蓉化身见笑草；牡丹花化身木瑾花，芍药化身九芎葛，生动形象地以马来西亚名花来解读《红楼梦》中的人物，为其红学研究注入本土色彩。
如果说大观园是孙彦莊的理想世界，那么马大中文系便是其理想世界的现实投影，一所马来西亚“大观园”。马大中文系成立于1963年，虽然早期有《中国古典文学》《古籍导读》《中国古典文学选读》等课程，但《红楼梦》并非课程重点。直到1983年，钟玉莲副教授开办《中国传统小说》课程才逐渐聚焦于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的选读，《红楼梦》也成了课程的重点选读文本。在2005年钟玉莲退休后，孙彦莊接续这一课程，更名为《中国古典小说》课程。“此课程内容涵盖了中国历代的古典小说及章回体小说研究，其中包括了赏析《红楼梦》。由于《红楼梦》乃是章回体小说的巅峰之作，致力于《红楼梦》翻译与研究的孙老师自然慢慢把课程重点集中在红学之上。”31为了让课程“精而专”，在孙彦莊极力争取下终于在2008年开办了《元明清小说》以进行《红楼梦》专题讲授，“内容涵盖了红学派别、红楼梦版本、曹学、《红楼梦》文本的分析与阐释、主题思想、人物刻画、诗词赏析”32等多个方面。因此，这一课程虽名为《元明清小说》，实则是专门研究《红楼梦》与红学的课程。在2020年，孙彦莊还为课程制硕士班开设选修课《红楼梦研究专题》，首次将《红楼梦》作为一门课程正式纳入马大中文系课程体系中，也是唯一一门以文学著作为主题开设的课程，极具开创性和独特性。
在课堂教学中，她不仅为学生讲解《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也将课堂设置成一座学生的“大观园”。在讲课之余，她会让同学参与演戏、吟诗作对、辩论，以体验大观园中所描绘的“日常生活的艺术化”与“艺术的日常生活化”。学生在追忆孙老师课堂时，讲到：
回首大学生涯，我最喜欢听孙老师讲解《红楼梦》。每次上此课，我们就有如在马大的大观园里。老师娓娓道出此文学经典的精彩处，令我们了解那是一部千古颂传的巨著、也是一轴多姿多彩的画卷。除了聆听，同学们也吟诗作对、辩论、演戏。大家宛如<海棠诗社>的社员，在和谐的环境中努力、在欢乐的氛围中收获。33
学生们对课程的参与度极高，常常如置身大观园，给学生留下深刻的人生体验。孙彦莊的学生谢依伦多年之后在《“新汉学计划”助力<红楼梦>在马新传播“进行时”》34一文中回忆求学之路，依然可以清晰地忆起在本科作业呈堂中扮演宝玉的经历。孙彦莊精彩的《红楼梦》课堂也吸引越来越多的学生投身于《红楼梦》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马大中文系的红学研究成果。在孙彦莊的指导下，共有《出世与入世：林黛玉与薛宝钗处世态度之比较》（游碗婷）、《完美的组合：从“兼美”的视角看“熙探合一”的管理》（陈薇雅）等十篇学士论文；《中国古典文学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与接受：以〈红楼梦〉为例》（谢依伦）、《〈红楼梦〉的色彩隐喻》（罗晓珊）、《贾府下人视角下的〈红楼梦〉之生活设施》（陈依欣）三篇硕士论文和《里外皆成因一一<红楼梦>女婢的悲剧因素》（纪诗蕊）一篇博士论文。此外，孙彦莊与学生一起发表多篇中、马、英等不同语言的学术文章，如：与纪诗蕊联合发表的中文文章《<红楼梦>女婢的生命归宿探析》与英文文章“The Concubinage Culture towards the Female Servants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红楼梦>女婢制度下的纳妾文化》）；与罗晓珊联合发表的马来文文章“Hubungan Ekspresi Kesusasteraan dengan Gambaran Warna dalam Honglou Meng”（《<红楼梦>中的色彩描写与文学表现》）。在恩师孙彦莊猝然离世前，也正在指导多位博士生做《红楼梦》相关的研究，为培养红学研究的生力军可谓是竭尽一生心力。
在课堂之外，整个马大中文系也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文化空间和《红楼梦》东南亚传播与研究的重要平台。尤其是在2017、2018年先后成立《红楼梦》资料中心、《红楼梦》研究中心后，《红楼梦》开始走出中文系，在整个马大校园占据了重要位置，“同时也意味着马来西亚将成为研究《红楼梦》的一个重要据点，为全世界红学爱好者提供研究及交流的平台”35。然而研究风气的树立不仅是硬件条件具备就能就成的，“树人”的任务在此时显的更为艰巨。孙彦莊毅然接下马大《红楼梦》研究中心（简称中心）第一任主任的重任。在她的领导下，中心主办了许多学术活动。2019年，马大中文系、马大《红楼梦》研究中心与中协主办“2019年马来西亚《红楼梦》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中、马、韩等多国学者提供学术交流平台，并将会议论文结集出版为《<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对话》36。
马来西亚“大观园”理想的实践，从马大中文系出发，得到了马大文学暨社会科学院、马来亚大学的肯定，其影响力辐射至马来西亚华社。但显而易见，孙彦莊与其合作伙伴的努力方向不仅是要带领学生欣赏中国古典文学之美，更是要将《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传播给其他族群，以促进其世界范围的传播。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整理孙彦莊在翻译、研究与创作等相关领域的成就，可以看到她对马来西亚红学的跨文化传播、本土化的研究视野以及多维度的关照所做的努力既让《红楼梦》增强了世界影响力，在东南亚广泛传播成为可能，也丰富了《红楼梦》的研究面向。借由个体可窥探到整个马来西亚文人群体，作为异域语境中的“他者”在中国文学世界传播方面所发挥的桥梁作用。无论是孙彦莊、或者整个马来西亚文人群体都一直处于“政府的单元化政策诸如国语政策、国家文化政策之下，马来文化处于一种霸权的境况上，而在此‘以小伺大’的支配关系之下，即使社会在表面上能呈现着和谐共存的现象，却掩盖不了移民少数/被支配族群在心理底层的失落”37。也正是由于“心理底层的失落”，他们逐渐形成了眷恋、认同、传承与传播中华文化传统的文化惯习，继而成为中国文化在世界传播的主力军之一。如今，“在人们日益重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当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国外传播史和影响史，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在异文化语境中如何被解读和被理解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38作为《红楼梦》在世界传播主力军之一，马来西亚华人学者所做出的努力值得被中国学界所关注。
*本文系2019年马来亚大学立项课题“《红楼梦》的独特性研究kajian Keunikan Mimpi Di Mahligai Merah”（项目编号：PV034-2019）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张庆善《悼念孙彦莊博士》，2022年5月15日。
②陈福康《中国译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7页。
③代芳芳《中国古典文学的海外译介与传播》，《新闻爱好者》，2022年第8辑。
④⑤⑫孙彦莊《曹雪芹，允许我“Ber叛逆-叛逆”吗》（三之二），《星洲日报·文艺春秋》，2017年12月31日，第8版。
⑥⑧孙彦莊《曹雪芹，允许我“Ber叛逆-叛逆”吗》（三之一），《星洲日报·文艺春秋》，2017年12月24日，第16版。
⑦⑨⑩㉚孙彦莊《红楼梦情结》，大将出版社2008年版，第54、47、52、9页。
⑪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页。
⑬⑭许文荣、孙彦莊《<红楼梦>马来文译本第一人称代词翻译问题探研》，《红楼梦学刊》，2019年第1辑。
⑮孙彦莊《曹雪芹，允许我“Ber叛逆-叛逆”吗》（三之三），《星洲日报·文艺春秋》，2018年1月7日，第8版。
⑯李有成《诗的回忆及其他》，有人出版社2016年版，第238页。
⑰⑲胡文彬《红楼梦在国外》，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8页。
⑱⑳㉒孙彦庄《<红楼梦>研究在马来西亚》，《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6辑。
㉑谢依伦《〈红楼梦〉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与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
㉓㉟谢依伦、孙彦庄《红尘有梦：马来西亚红学研究的引路人陈广才》，《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5辑。
㉔孙彦莊，谢依伦《陈广才红学研究藏书目录及评介》，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2015年版。
㉕朱萍、赵楠《<陈广才红学研究藏书目录及评价>的红学目录学史及域外传播史意义》，《曹雪芹研究》，2019年第4辑。
㉖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㉗吴胜刚《文学的若干理论与当代问题》，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9页。
㉘孙彦庄《汨罗江畔石头记》，首届汨罗江文学奖——散文佳作奖，2020年。
㉙马峰《新世纪以来马来西亚红学研究及其文化嫁接》，《曹雪芹研究》，2021年第2辑。
㉛㉜谢依伦《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传播中国文学的贡献：以古典小说<红楼梦>为例》，收于《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五十周年纪念刊：图史资料汇编》，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马大中文系2013年版，第95页。
㉝参见《2011/12年毕业生纪念簿》。
㉞汪静茹、谢依伦《“新汉学计划”助力<红楼梦>在马新传播“进行时”》，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编《问道中国：我的新汉学之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55-172页。
㊱陈广才、潘碧华《〈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对话》，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马来亚大学《红楼梦》研究中心2022年版。
㊲许德发《在承认与平等之间：思想视角下的“马华问题”》，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版，第73页。
㊳顾伟列《文学解读的世界性———以中国古代文学的国外传播和研究为例》，《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2辑。
（本文作者：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马来亚大学红楼梦研究中心，邮编50603）
作者简介：
李美（1992—），女，河北保定人，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东南亚华文文学。
谢依伦(1984-)，男，马来西亚人，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研究、文学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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