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红楼梦》中的乱伦叙事不同于西方的血亲乱伦，表现为家族内异姓男女的拟血缘伦理结。尽管没有直接触动血缘伦理禁忌，但是此类拟血缘伦理结同样显示了对传统道德伦理的破坏，体现了曹雪芹对宗法制度的无意识反抗。异姓家族成员间的乱伦叙事也反映了男权意识的扩展及其对女性的物化，女性则以生命为代价进行反抗并完成自己的伦理救赎。《红楼梦》中的乱伦叙事兼有消极破坏意义与积极反抗意识，呈现出复杂的伦理文化心态。通过对《红楼梦》中乱伦叙事的解读，可以为反思宗法制度下的个体命运、性别关系提供一种批判性视角。
关键词：文学伦理学批评；《红楼梦》；乱伦叙事；伦理禁忌；伦理文化
《红楼梦》的伦理叙事具有双重特性，在显性层面上呈现出传统伦理意识的统治地位，以强大的伦理线结撰起小说的整体架构；但在隐性层面上却又通过设置诸多伦理结来解构贾府这一贵族典范的伦理秩序。不同于西方直系之间的血亲式乱伦，《红楼梦》中的乱伦体现为家族内部异姓男女的拟血缘伦理结，在众多拟血缘乱伦的隐讳书写中消解了诗书礼仪的光辉外观。作者一方面极力铺陈贾府作为世家大族的森严礼教与繁复规矩，另一方面又在文本深处暗伏诸多污秽肮脏、乃至乱伦违常的男女秘事。这不仅体现了曹雪芹隐秘的内心世界，也展现了其对传统道德规范的隐性反思。外观的光辉灿烂与内在的纵欲狂欢分别在人性因子（human factor）与兽性因子（animal factor）的支配下形成了极具张力的文本结构。本文即聚焦于《红楼梦》中的乱伦现象，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揭示出这一现象的深层文化机制，为反思宗法制度下的个体命运、性别关系提供一种批判性的视角。
一、拟血缘伦理的文化结构与乱伦叙事的生成
中华民族很早就建立起以血缘为基础的伦理制度，并在儒家文化思想的推动下进一步形成特有的道德文明体系。在这一套体系中，以夫妻关系为核心的纲常伦理成为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伦理基石。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序卦》认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189-190）。夫妇关系是其他一切关系的基础，它构成封建时代伦理秩序的核心。《礼记正义·昏义》中孔颖达表述得则更为明确：“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2276-2277）。男女之间的性区别是夫妇之义的根基，然后夫妇之义超出纯生理的性差异成为一种社会化伦理，并最终构成全部伦理关系的基础。
以夫妻关系为基础的伦理秩序在儒家文化中发展为一个庞大的体系，支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白虎通疏证·三纲六纪》中指出：“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陈立 373）。尽管君臣、父子的关系在夫妇之前，但是夫妇关系却是构成一切道德关系的基础，通过男女之间的生育繁衍才能生成人类社会的一切道德规范。儒家以夫妻关系为基础，建构出以血缘亲疏为等差的五服关系网，规定斩哀、齐哀、大功、小功、缌麻等五种服丧制度，这一制度同时也是辨别血缘亲疏远近的伦理制度。“五服之内禁止通婚，不仅有着遗传学意义上的合理性，而且有着文化学意义上的开放性。通过与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通婚，可以将新鲜血液注入家族血缘的关系之中，使其不断更新、不断发展、不断壮大。一家一族如此，整个民族无不如此”（陈炎 41）。这种建基于血缘关系的伦理规范最终被发展为儒家的绝对真理，三纲五常更是源自天地的绝对规范。因而，所谓拟血缘伦理，即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将非血缘关系的亲属纳入血缘伦理的范围之内，并承担与血缘关系相同或相似的伦理义务。
乱伦作为一种反伦理的文化现象，不仅是对现实道德秩序的挑战与破坏，同时也是对人自身价值尺度的挑战。在文学文本中，伦理线（ethical line）与伦理结（ethical knots）是紧密相连的。伦理线可被视为文学文本的纵向伦理结构，伦理结则是其横向伦理结构的体现。当伦理线发生紊乱之后，不同伦理线所打成的伦理结则就体现为乱伦的特点。然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当血缘关系上升为不可动摇的纲常原则之后，乱伦则体现为对各种拟血缘亲属关系的破坏，围绕直系血缘之间的乱伦也成为整个社会文化所不容许的现象。
《红楼梦》展现了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精神的本质，其中关于乱伦的叙事描写同样引人注目。事实上，《红楼梦》一书中尽管有诸多关于乱伦的或隐或显的描写，但没有关于同姓男女之间的乱伦行为，即使贾珍这样的悖乱之人也没有这方面的行为，显然“同姓不婚”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无意识观念，也成为一种绝对的伦理禁忌，同时也意味着《红楼梦》所描写的乱伦行为并没有挑战封建伦理中最基本的婚姻与性规则。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红楼梦》中的乱伦行为被传统伦理所默认；相反，这类书写恰恰展现了以男权为中心的伦理观念在实际运行层面所发生的部分扭曲。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贾珍与儿媳秦可卿之间的悖伦关系。尽管在受到畸笏叟“因命芹溪删去”之后，其具体细节描写已经不可得知，但透过小说中的蛛丝马迹仍然可以推测二人之间的非正常关系。例如第十一回，尤氏对秦可卿病情的描述：“他这个病得的也奇。上月中秋还跟着老太太、太太们顽了半夜，回家来好好的。到了二十后，一日比一日觉懒，也懒待吃东西，这将近有半个多月了。经期又有两个月没来”（151）。而在秦可卿去世之时贾珍的表现更为反常，一方面贾珍早已“哭得泪人一般”（171），面对众人询问如何料理后事则回答“不过尽我所有罢了”（172）；另一方面则逾制为其寻得名贵樯木棺材厚葬。作者通过贾珍出格的语言与超规格的丧礼，暗示了二人之间的非正常关系。贾珍身上人性因子的失效并非仅源于个体道德的崩塌，还要考虑到其所处宗法权力的位置。他作为宁国府的实际掌控者，不必为自身乱伦行为承担实质性的伦理后果，所以人性因子中的自我节制不断被兽性因子中的欲望所支配，导致了伦理后果的失衡和家族内部的伦理失序。
除了公媳之间的乱伦，《红楼梦》还描写了平辈之间的乱伦。贾珍、贾蓉、贾琏对尤二姐、尤三姐的调戏、乱交几乎处于半公开状态。贾蓉在爷爷贾敬刚死之时就调戏二尤，说明与外姓亲戚的乱伦在当时并非重要的事情。
贾蓉且嘻嘻的望他二姨娘笑说：“二姨娘，你又来了？我们父亲正想你呢。”尤二姐便红了脸，骂道：“蓉小子！我过两日不骂你几句，你就过不得了。越发连个体统都没了。还亏你是大家公子哥儿，每日念书学礼的，越发连那小家子瓢坎的也跟不上。”说着顺手拿起一个熨斗来，搂头就打，吓得贾蓉抱着头滚到怀里告饶。尤三姐便上来撕嘴，又说：“等姐姐来家，咱们告诉他。”（882）
有时出于人物之间的地位关系，这种平辈乱伦亦采取半真半幻的方式进行表达。例如，贾瑞对王熙凤的单相思是书中着墨较多的情节，尽管并没有实质性的乱伦行为，但是却在贾瑞单方的性幻想中将对王熙凤的欲念细致地揭示出来。贾瑞对王熙凤的淫念虽然对封建伦理是一种反叛，但在时人眼里并非严重罪行，因而也只是被贾蓉、贾蔷勒索、恐吓一番，并没有进一步激化为罪行。由于王熙凤身份地位远较贾瑞高贵，因而现实中贾瑞无法实现自己的内心欲念，于是作者以“风月宝鉴”的名义来释放贾瑞的兽性因子。
总之，我们不能因为《红楼梦》中描写的乱伦行为并没有完全悖乱封建理念而轻忽其中的意义，在这些乱伦背德行为的背后，一方面体现了曹雪芹内心深处的隐秘欲望，另一方面则展现了男权社会中的特殊男女关系。曹雪芹通过对上层贵族荒淫乱伦行为的隐讳表达，揭示了封建社会末期传统道德表面背后的个体命运和性别关系，显示出传统道德的悖谬与伦理困境。
二、伦理禁忌与乱伦叙事的文化心理机制
《红楼梦》对乱伦行为的隐秘书写表明，在中华伦理道德的强力规训之下，源于家庭个体成员之间的性对立式的俄狄浦斯情结被血缘责任所消解，成为沉淀到性意识底层的沉默对象，而异姓家族成员之间的性悖乱则成为《红楼梦》乱伦书写的主要内容。“中国批评语境中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区别于美国的伦理批评。用这种方法来分析文学作品不仅能够得到全新的阐释，而且还能更接近文本的真正意图”（杨革新 172）。乱伦的书写是作者个体无意识与文化集体无意识相结合的产物，因而对《红楼梦》乱伦书写的考察同样要综合作者的个体境遇与传统文化氛围两方面的因素。
弗洛伊德认为，作家进行创作在本质上是书写自己内心的隐秘世界，它以“白日梦”的形式模仿了儿童时期的幻想。“长大了的孩子在他停止游戏时，他只是抛弃了与真实事物的联系；他现在用幻想来代替游戏。他在空中建筑城堡，创造出叫作白日梦的东西来”（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 30）。对于儿童时期的幻想内容，弗洛伊德早在《释梦》中即认为，男孩对母亲的性幻想是其性意识的重要内容，据此他提出了著名的俄狄浦斯情结，认为作家所揭示的即人类隐秘的乱伦性欲望。“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正文中明白无误地指出，伊谛普斯这个传说来源于远古的某个梦材料，其内容为，由于初次出现的性欲冲动，儿童与其父母的关系产生了痛苦的紊乱。伊谛普斯当时虽然不了解自己的身世，但他已因回忆直神谕而感到不安”（263）。他进而认为，正是这种对母亲的性占有欲，引发了乱伦现象并使人敌视父亲。
弗洛伊德这一理论在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亦有学者以之阐释《红楼梦》中的文化现象。顾明栋在《原创的焦虑》中认为，俄狄浦斯情结在中国并非没有像西方那样表现为明显的弑父倾向，而是以特殊的“孝顺情结”存在。他指出，由于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创造出一种罗曼谛克式的温情，在家庭伦理的强大压力之下，父母要求子女无条件地孝顺，因而使子女没有弑杀父母的反抗行为，父母的权威意志成为俄狄浦斯情结的另类体现。据此他认为《红楼梦》中贾政与贾宝玉之间是一种反向俄狄浦斯情结，循此理路，他将贾政对贾宝玉的严厉管教视为贾政潜意识想除掉宝玉，于是一个反向俄狄浦斯的文化个例就生成了。
然而，顾明栋这一阐释存在理论与文化上的双重缺憾，很难说是一种具有充分说服力的观点。尽管他认识到不同文化中俄狄浦斯情结具有不同的表现，但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一差异背后的动因。马林诺夫斯基在考察了大量原始文化案例后认为男性的权威并不一定就是父亲的权威，父亲还有保护子嗣的意欲。因而他认为俄狄浦斯情结并不存在普适性：“乱伦的意义，就是年龄分别的颠倒、辈数的杂乱、情操的解组、任务的剧变等等都在家庭正是重要的教育媒介的时候，一齐出现。这种情形之下，是不会有社会的存在的。相反的文化型式排除乱伦的文化型式，乃是与社会组织和文化存在相一致的唯一型式”（马林诺夫斯基 142-143）。相较于弗洛伊德单纯从个体冲突角度进行阐释，马氏将乱伦现象置于特定文化类型中加以考察，其分析视野更为开阔；在一定程度上，顾明栋的相关阐释亦呈现出相似的研究倾向，然其并未真正把握以血缘为基础的中华传统伦理的实质，因而误将“孝顺”作为特殊的俄狄浦斯情结。
相较于西方文化中的个体本位主义，中华传统文化是以家族为整体指认单位的，个体只有作为家族链条中的一环才具有意义。在这种文化中父子之间并不存在性方面的对立，他们的一体性要远大于排异性，因而“孝顺”并非俄狄浦斯情结的变异案例。在《红楼梦》中尽管有各种乱伦行为，但从没有同姓家族成员的乱伦意识，也说明这一情况并不存在。然而，这并非意味着《红楼梦》完全没有类似俄狄浦斯情结的潜在性意识，我们可以通过“王熙凤毒设相思局”一节进行分析。当假冒王熙凤的贾蓉来赴约时贾瑞的表现：“正自胡猜，只见黑魆魆的来了一个人，贾瑞便意定是凤姐，不管皂白，等那人刚至门前，便如猫捕鼠的一般，抱住叫道：‘亲嫂子，等死我了。’说着，抱到屋里炕上就亲嘴扯裤子，满口里‘亲娘’‘亲爹’的乱叫起来”（163）。贾瑞在性欲高涨时喊出的“亲娘”“亲爹”表明，在宗法文化中，直系血亲乱伦在潜意识中仍然具有极淡的痕迹，只是被层层叠压在文明规范之下。
“兽性因子由人的原欲驱动，其外在表现形式为自然意志及自由意志。自然意志是原欲（libido）的外在表现形式，自由意志是欲望（desire）的外在表现形式”（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39）。小说中，前者表现为生理冲动与欲望的支配，后者则体现为封建宗法伦理对道德责任的约束。这种对立和挣扎在传统道德伦理的强大压力之下，作者往往将其通过幻想的形式展开。例如贾瑞照“风月宝鉴”时：“贾瑞心中一喜，荡悠悠的觉得进了镜子，与凤姐云雨一番〔……〕贾瑞自觉汗津津的，底下已遗了一滩精〔……〕”（166-167）。镜子的两面分别对应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无法用反面来压制欲望，从而导致伦理后果的失衡。也就是说，性本能作为一种原始欲望，是无法用道德伦理的理性来克制的。贾瑞没有现实中的宗法权利，其人性因子是在宗法制度的长期压迫下被动失衡。同样，贾宝玉也是在一种幻想状态下完成了与可卿的交合，其隐秘的欲望在虚境中得到释放。太虚幻境之行是梦中之事，这一情境悬置了现实原则对贾宝玉的制约，使他可以不受伦理与规范的限制，从而兽性因子控制了人性因子，使他丧失了伦理意识。
总之，在中华传统伦理的规范下，父子之间的对立被文化因素所压制，他们之间并不表现为绝对对立关系，因而《红楼梦》中并没有明显的俄底浦斯情结式的乱伦描写。但是在曹雪芹偶然流露出的无意识书写中，我们仍然能找到类似俄狄浦斯情结的话语表达，只是它们是以两性之间性情趣的形式出现，或者通过似真似幻的虚境描写释放作者内心的伦理禁忌。
三、性别权力结构下的伦理身份与反抗
乱伦作为一种非正常男女关系，并非仅是两性之间性行为的紊乱，它也是社会中性别权力关系的扭曲。所谓伦理结事实上体现了特定社会中两性关系的变形，《红楼梦》中的乱伦书写反映了宗法制度下绝对男权主义带来的结构性伦理问题。这也符合文学伦理学的基本任务，即描述伦理关系与道德秩序所经历的变化，考察它们的结果，并最终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源自生活的经验和教训。在传统宗法制度中女性受到更为严格的行为规范，以血缘为核心的儒家伦理规范从父系角度来建立基本规则，女性在这一体系中被明确标志为附属性存在，男性对女性的绝对占有权本身就蕴含了乱伦的风险，它使得处于强势地位的男性可以无视道德规范的束缚而肆意占有女性。
《礼记译解·郊特牲》指出：“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帅人者也”（王文锦 317）。以命令式的话语归纳出封建时代的两性关系，在《郊特牲》的作者看来，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品。因而，女性需要从一而终并且事事以男性为纲领，男性结婚时的亲迎之礼更像是收获一件属于自己的贵重物品，所以需要郑重其事。在两性之间的实质关系上，女性并没有因为亲迎这种尊崇带来任何风光，她仍然受制于以丈夫为中心的男人体系，甚至在上升到哲理层面时也是男性的附庸。这种不平等的男女关系发展到封建时代后期，则彻底固化为道德伦理的纲领化条目，成为三纲五常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楼梦》真实地记录了宗法制度下女性被工具化的现实，并且已经上升为社会全体成员的文化无意识。因而当贾琏与鲍二家的鬼混被王熙凤当场捉奸并闹到贾母面前时，贾母的反应是这样的：“贾母笑道：‘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的住不这么着。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都是我的不是，他多吃了两口酒，又吃起醋来’”（593）。在贾母看来，贾琏的出轨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反而是作为受害人一方的王熙凤小题大做，对于始作俑者贾琏轻描淡写地抛开且并无实质性处罚，反而告诫王熙凤不得再损害贾琏的颜面。在这里，更值得注意的或许并非贾母偏袒纵容贾琏的处置方式，而是她自己无意识道出如此处置的理由：“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593）。男人偷腥或占有多个女性是世人默认的潜规则，不是什么违礼乱制的大事。在这下意识的表述中，凸显了男性在两性关系中的特权地位。
既然男性被默认可以出轨或占有多个女性，那么乱伦则可以视作是这一纵容下的极端状态，是男性私欲不断膨胀的结果；从贾珍与秦可卿以及贾珍、贾琏、贾蓉与尤氏姐妹的关系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贾珍作为公公的这一伦理身份，在与秦氏的关系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尽管书中并没有明写他们之间的乱伦动因，但性情放荡的贾珍无疑具有更大可能主动占有秦氏。在三贾与尤氏姐妹的背德关系中，作为寄人篱下的尤氏姐妹同样是伦理身份弱势的一方，贾珍等人或明挑或暗勾使其入彀。
在传统伦理观念的浸润之下，即使是曹雪芹这样的作者也把乱伦的罪责归之于女性身上，从而使女性在乱伦事件中成为替罪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中写道：“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274）。该回回末亦有朱笔眉批：“此回只十页。因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却四五页也”（274）。综合两处批注可知，该回的原标题应该是“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由于删去天香楼一节，所以改为后来的“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由这一标题可知，尽管乱伦事件发生在贾珍与秦可卿两人之间，且贾珍很可能是事件的始作俑者，然而“淫”这一罪责却被归到秦氏身上。即使贾珍到处风流，也没有因为男女之事受到公开谴责。这与贾母处置王熙凤捉奸事件的态度是一致的，即在传统文化中女性只是附属品，她们不仅依从于男性意志并且还是男性推卸罪责的替罪羊。
“伦理身份的变化，实际上就是乱伦意识的产生”（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23）。所以，即使在男权意识的书写之下，作为封建时代晚期的女性也开始有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尽管事实上她们尚不能摆脱受玩弄、受侵犯的处境，但是却开始以自己的伦理选择来对抗这种侵害。《红楼梦》中并没有详细展现秦可卿的内心世界，她仿佛永远是一位容颜绝世、性格温和、孝顺贤惠、体恤下人的大少奶奶形象，然而作者却一再暗示她心事重重、虑重忧深，显然她的内心世界并不像外表那样安宁。在其死后生性风流、冷酷无情的贾珍真情流露，做出各种违背常理的举动。并直言：“合家大小，远近亲友，谁不知我这媳妇比儿子还强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见这长房内绝灭无人了〔……〕如何料理，不过尽我所有罢了！”（171-172）贾珍的表现说明，在这段不伦关系中秦可卿并非仅仅作为猎奇玩物存在，而是具有独立个性的恋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感性的内心世界。
作为伦理混乱的核心悲剧人物，尤三姐的性格就刚烈得多。尽管在不同版本的删改过程中，她的事迹还是互相矛盾，但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在贾珍等人的引诱之下，尤三姐与尤二姐一样陷入伦理混乱中，但是在其醒悟后则坚决守护自己的伦理身份，对此她不惜与贾珍、贾琏撕破脸。尽管尤三姐最终没能挣脱男权世界对女性的压迫，甚至被她视为救星的柳湘莲反手一击，从而掉入命运的深渊，但她仍以生命为代价完成了自身的伦理选择和伦理救赎，并以此控诉了宗法制度下男权世界对女性的不公。
因此，《红楼梦》中的乱伦叙事将传统伦理道德中的男权意识推向极致，在这一反伦理的破坏中暗含了男性对女性的物化。然而，这种乱伦背德式的占有也从反面刺激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她们开始以各自的方式对抗男性的侵犯，并在这一对抗中张扬了自身的独立人格。尽管她们的选择常常受限于社会与家庭的压迫，但她们的自省与反思也透露出压迫中的伦理觉醒。红楼女性在面对乱伦的伦理困境时，都经历了不同形式的内心冲突和伦理身份危机，而这种危机最终也促成了她们伦理意识的重建。
总的来看，《红楼梦》中的乱伦叙事展现了独特的民族文化特性，在以血缘为核心的传统宗法伦理道德的压制下，男人的乱伦性欲望须以宗族文化禁忌为前提。直系血缘关系以三纲五常的形式被建构成伦理的绝对真理，因而中国文学中并没有出现挑战直系血缘关系的俄狄浦斯情结。《红楼梦》中没有以同姓为性对象的乱伦描写，但是在异姓家族成员之间则存在拟血缘乱伦叙事，这些伦理结体现了男权意识的扩展，并以反伦理的方式呈现了宗法制下道德伦理的核心内容，即女性以男性的附属品形式存在，男性对女性拥有绝对支配权。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在《红楼梦》所处的封建时代末期激起了女性的无意识反抗，《红楼梦》对乱伦事件中女性行为的阐述则展现了这一反抗的内容。这种对传统道德的批判与个体反抗意识的渗透，使《红楼梦》中的乱伦书写并非停留在简单的欲望描写层面，而是深化为兼有消极破坏意义与积极反抗意识的伦理文化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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